贪官两面人特征的形成及防治

贪官两面人特征的形成及防治

随着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的深入，贪官中表现出来的两面人现象已经引起广泛关注，无论掌握大权、鲸吞巨额国有资产的大老虎，还是把小小的权力运用到极致，不断蚕食国家、集体财产的小苍蝇，搞腐败的手段方式有所不同，但有一点是惊人一致的，即都在现实中表现出鲜明而又反差强烈的两副面孔：把“人民的公仆”挂在嘴上，头脑中根深蒂固的是以权谋私、升官发财；口头上讲的是克己奉公、廉洁自律，实际沉溺于行贿受贿、奢靡挥霍；写总结、做报告不离先进的道德标准和价值观念，实际上理想泯灭、道德失范、利欲熏天；对于党的纲领、路线、方针和政策表面拥护，实际上是阳奉阴违，搞“上有政策、下有对策”，弄虚作假，欺上瞒下。这种两面人特征不是一般人身上常见的优点和缺点并存，而是两种截然相反的价值取向在其身上互为表里。口头上冠冕堂皇而内心龌龊，行为出轨，言行不一、表里不一、心口不一达到极端，是典型的伪君子、两面派。问题的严重性在于，贪官的两面人特征不仅给查处案件造成困难，而且由于执政党干部本应在思想道德上成为社会表率和群众榜样，所以贪官一旦被揭露，会导致舆论哗然，给党组织带来政治上特别是形象上、道义上的巨大损失。人们不禁要问：贪官的两面嘴脸怎样形成的？这样的人为什么能够得到提拔、不断上位？

不能把贪官的“两面人特征”仅仅归于人性的复杂，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分析，两面人特征是在特定环境下形成的，是主客观因素交互作用的产物。

对于贪官的两面人特征，一种解释是缘于人性的复杂：人性是多面的，人都有双重性，既然人“一半是野兽一半是天使”，那么出现两面嘴脸也不足为奇了。这种一般化的结论不能说明“人性的复杂”为什么在贪官身上表现得如此突出和集中；更不能解释生活中有大量光明磊落、言行一致、一身正气、两袖清风的优秀干部。显然，脱离现实、脱离社会存在，仅仅用抽象的人性解释这样复杂的社会现象是行不通的，而简单化的认识更无助于问题的解决。马克思在《费尔巴哈论》中说：人的本性并非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，在其现实性上，他是一切社会关系的综合。这一经典论述对研究这个问题具有方法论意义。把贪官的“两面人特征”放在社会存在特别是现阶段社会变革的大背景下具体分析，可以看出，贪官并非生来就坏，与生俱贪，有些人还曾经是不错的干部，也做过一些有益的工作，两面人特征是主观因素和各种客观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，其贪腐行为和两面人特征有一个形成和发展过程。

面对转型期多样化的价值取向，拒绝、放弃正确思想而接受错误思想，同时学会了革命辞藻，是两面人特征形成的思想基础。

任何社会都存在不同的思想、思潮和价值体系，在我国社会转型期，由于经济成分多样化和全面开放条件下外来思想的渗透，价值取向多样化的问题尤其突出。一方面，执政党的主流意识形态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已经成为社会的主导思想；另一方面，主旋律中夹杂着噪音，各种非主流意识、非主流价值观念仍然长期存在。对待同一事物，人们的价值判断有很大差异。比如，对待公与私，现阶段有公而忘私、先公后私、公私兼顾、先私后公、损公肥私等不同的思想和行为；对待权力，有执政党坚持、多数干部践行的“权由民所赋、权为民所用”的权力观，也有人信奉“有权不用、过期作废”，把权力看作谋取私利的资本；对待人生，多数人把奉献作为价值追求，努力在为党和人民事业的奋斗中实现人生价值，也有人信奉“人不为己、天诛地灭”；对待生活，多数人能够保持贡献与获取的平衡，创造与享受的统一，勤劳致富，向往健康、科学、文明的生活方式，也有人为暴富不择手段，追求奢靡腐朽的生活，沉湎于及时行乐、声色犬马、感官刺激。多样化的价值取向势必反映到先进的共产党内，导致一些人的价值迷茫。面对形形色色的社会思潮，多数党员干部是能够保持清醒的，他们可能也有过价值困惑，但总的来说，能够摒弃、抵制错误的东西，正确思想在其头脑中始终占据上风，并在思想道德境界上不断攀升。少数人却与此相反，他们逐步接受极端个人主义、拜金主义、享乐主义，开始怀疑，接着放弃了自己曾经信奉、坚持的正确思想原则，在价值观、权力观、人生观、生活观上发生倾斜和颠倒。多年的理论学习，党组织的不断教育，没有使理论知识、党性原则转化内心的坚定信念，而仅仅使他们学会了漂亮的辞藻，进而成为政治作秀的本领和掩饰肮脏内心世界与贪腐行为的包装。这是贪官两面人特征形成的思想基础。

不能正确认识、对待转型期社会的消极面和自己在生活中的消极体验，在真善美和假恶丑之间做出错误的选择，是贪官堕落的缘由。

值得研究的是，既然社会主义核心价值是社会的主旋律，党性原则在党内生活中处于支配地位，多数党员干部能够接受党的教育，树立正确思想，为什么少数人反其道而行之，偏偏选择、接受错误的东西呢？

转型期的社会处在急剧变革中，由于市场机制、市场秩序不完善，特别是法制不健全，加上管理措施落后于改革政策的时间差，现阶段社会存在诸多不合理现象，突出的表现是教育、就业等机会不公平、竞争不规范、收入差距过大，少数非法致富、暴富；在一些地方、单位，微观环境不良，歪风邪气还有市场。这就产生强烈的负面示范作用，致使努力工作、勤劳致富的人们包括党员干部产生不公平感，积极性受到伤害。这些现阶段无法回避的现实，让不少人在生活、工作中有消极体验。对于社会现实的不合理现象和消极体验，人们大体上是感同身受的，如何认识和对待，则因人而异。多数党员干部能够看到社会生活、党内生活的主流、本质，从中汲取正能量，并不断坚定信心；对于不公正现象和不正之风能够辩证分析，懂得“现实的不一定是合理的，更不会是永存的”，坚信“邪不压正”，因而能够坚持党性基本原则，以“从我做起”的正确态度加以抵制；有些人虽有苦恼和困惑，但至少不会去同流合污，保持住了做人的底线。少数人却因此迷失了方向，面对“劣币淘汰良币”、投机钻营者得利的个别现象，他们从心理不平衡开始，继而羡慕，进而效法追随，乃至变本加厉。他们无视光明和主流，专用放大镜去看黑暗面，以致“夜间观牛，其色皆黑”，被支流、现象和阴暗点所迷惑，把国家、社会看作漆黑一团。由此，在他们眼中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成了“冒险家的乐园”，工作领域成了个人的名利场，并以己度人，以为所有的人都在为名利、金钱而算计、奔波、争斗，头脑中完全丧失了原则是非，只有得失成败，而“成功”的标志就是个人利益最大化，就是权力、金钱和美色。由于歪曲地看待现实并错误地加以总结，他们在真善美和假恶丑之间做出错误的选择，认为党性原则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“假大空”，是根本做不到、靠不住的，谁要去做，谁就吃不开，谁就是“傻子”。还错误地总结出一些“为官之道”，如“公开制度不如潜规则管用”；“会干的不如会说的、会拍的、会送的”；“依靠群众不如讨好领导”，“坚持原则会遭遇‘逆淘汰’”；“凡是领导都不愿意听批评，不想听真话”；“讲真话不如讲假话，讲假话将来可能倒霉，讲真话立刻就倒霉”等等。极少数人走得更远，把“厚黑学”的一套奉为圭臬，搬到党内政治生活中来了。不是抵制不正之风“从我做起”，而是搞歪门邪道从“从我坏起”，更有甚者，已经彻底信奉“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”，而且这种卑鄙不是公开的、赤裸裸的卑鄙，而是伪装的、难以识别的卑鄙，是巧言令色、大奸似忠的卑鄙。这就是贪官做出错误选择并堕落的缘由。

内心思想意识、贪腐行为与担任社会角色的冲突，迫使贪官巧妙地加以伪装，形成两面人特征。

由于权力两重性特别是其腐蚀作用，任何国家都对公务员有严格要求，制定了比普通公民更高的道德标准。中国共产党是以为人民服务为根本宗旨的先进政党，在社会主义国家长期执政，因此理所当然地对党员干部的要求更高、更严格。党章明确规定，党的干部是党的事业的骨干，是人民的公仆；还专门规定，党的干部要“正确行使人民赋予的权力，坚持原则，依法办事，清正廉洁，勤政为民，以身作则，艰苦朴素，密切联系群众，坚持党的群众路线，自觉地接受党和群众的批评和监督，加强道德修养，讲党性、重品行、作表率，做到自重、自省、自警、自励，反对官僚主义，反对任何滥用职权、谋求私利的不正之风。”这是非常正确的角色要求，对于多数有基本思想觉悟的党员干部来说，这些要求是能够接受的；在党组织教育帮助和人民群众监督下，他们也达到或者基本达到了这些要求。但是，贪官的内心世界却与这一角色要求发生剧烈冲突，两面人特征由此形成。贪官们面临的一个矛盾是，一方面，他们内心根本不相信这一套；另一方面，党组织又是按照这些要求考察、提拔干部的；人民群众也是按照这些要求来衡量干部的。而且，纪检监察机关对腐败的查处力度不断加大。他们“聪明”地懂得，要想逃避追查、保住官位并得到提拔，除了加强贪腐行为的隐蔽性外，还要在外表上善于包装，在言论上欺骗组织和群众。他们知道，不但以权谋私贪污受贿不能为党组织和人民群众容忍，仅仅暴露自己肮脏的内心世界，都会影响甚至断送自己的从政生涯。他们因而学习伪装，开始是不自觉的、笨拙的，以后是自觉的，巧妙的；他们把好的一面展示给领导，用动听的言辞去打动群众；而内心想的、暗地做的却是另一套。由于有一定文化水平并经过理论培训，他们形成了复杂的心理结构，内隐层与外表层完全分离甚至对立。两面人特征就是这样形成、发展的。

在贪婪和侥幸心理驱使下，沿着贪腐和伪装作秀的道路走下去，最终被揭露而身败名裂，是两面人贪官不可避免的结局。

形成两面人特征的贪官，其内心极其复杂：贪婪侥幸、恐惧危机、赌博冒险等心理交织在一起，外表镇定而内心纠结。随着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的深入，他们感到前所未有的压力和危险，在“伸手”之前也曾经有过思想斗争，或者曾经想过停止住手乃至悔过坦白，然而贪婪和侥幸心理占了上风，使其终究没能跳出自己为自己挖的陷阱。如同马克思所说，一旦资本有百分之三百的利润，就甘愿冒上绞刑架的危险，贪官亦如此。贪婪冒险心理是与贪腐带来的非法利益成正比的，巨大的利益诱惑使其失去理智。因关系网的庇护和手段的隐蔽性，他们一次次成功地逃避追查，有的还被带病提拔，这又助长其侥幸赌徒心理，如同吸毒分子已经毒瘾成性、欲罢不能。为保护自己和继续非法攫取更多的财富，只能寄希望于更巧妙的伪装。渐渐地，他们已经完全形成两个“自我”，一个是真实的“自我”，一个是展现在组织和群众面前的“自我”；形成两套话语系统，一套是公开场合的庄严承诺和廉洁表白，是对组织和群众讲的，一套是内心世界真实的心理活动，支配自己的权力运作。两个“自我”、两套话语系统竟奇异地统一于一个人，已经到了讲假话而脸不变色心不跳的地步。西哲云，“通向地狱的道路是黄金铺就的”，贪官的廉洁口号越喊越高，手段越来越隐蔽，财富越敛越多，有的官阶越升越高，头顶光环越来越亮。然而，假的就是假的，“天网恢恢，疏而不漏”，两面做派只能得逞于一时，最终不可避免地被党和人民群众揭露，自己把自己钉在耻辱柱上。

贪官的两面人特征表明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的艰巨性、复杂性，提出了改进、完善干部教育和考核、选拔工作的新任务。

教育要以达到“知”（知识）“信”（信念）“行”（行动）的统一为目标，防止理论脱离实际和各种形式主义。干部的理论学习、党性教育不是一般的传授、吸收知识，而是“内化于心、外化于行”，即让科学理论、党性原则内化为自己的坚定信念，再变为行为准则。这要经历艰苦的精神劳动、自我提升和释疑解惑，要克服头脑中的思想障碍和外界对理论原则的质疑，对理论的科学和价值产生高度认同。这里的关键是把干部看成学习、思考、实践的主体而非单纯接受灌输的对象，以各种方法调动干部学习热情，发扬民主，鼓励讲真话，包括提出不同意见。“真理好比火石，受到的敲打越厉害，放出的光辉也越灿烂”。通过思考、比较、讨论、争论去深化对理论的理解，让干部对理论不仅知其然，而且知其所以然；切实懂得，理论与实际生活的某种差距并非因为理论过时，恰恰证明在理论指导下改造客观世界和主观世界的必要性。经验证明，经过反复思考、消化接受的道理，比囫囵吞枣得到的一知半解更容易入脑入心。心理学表明，信念是知识、感情和意志的“合金”。掌握理论决不能停留在书本上。对理论有了认知，需要在实践中验证、巩固、强化，产生把理论原则付诸实践的炽热情感和意志力量。因此，干部下基层、挂职锻炼、深入调查研究、以各种方式接触群众等是干部增强党性、坚定信念的有效方法。廉政教育更要防止单纯说教，应充分利用反面教员作用，加大警示教育力度，使干部懂得，廉政要求是高压线，廉政意识不强，就是给自己埋下“定时炸弹”，无论做过多少工作，一旦廉政方面出现问题，是不存在“将功折过、以功免罪”的。党和人民对腐败“零容忍”，自己的廉政要求是“零放松”，对不义之财，不但“手莫伸”，而且“心莫想”，以“三省吾身”的态度检查行为是否符合廉政要求，杜绝可怕的“第一次”，真正筑起拒腐防变的思想堤坝。

全面理解贯彻“德才兼备、以德为先”，考察、教育干部，既要注重政治思想，也不可忽视道德品质。对于干部来说，“德”永远居于首位，“才者，德之资也；德者，才之帅也”。实践已经证明，如果为追求发展速度而片面强调“才”而忽视“德”，重用“有缺点的能人”，会造成很大隐患。任何干部都有缺点，有缺点的干部不是不能用，但如果在“德”方面有明显缺陷，就不堪重用甚至不能使用。那么对干部的“德”如何理解？干部的德，应当包括政治和人品两方面，既是讲理想、信念、宗旨，讲政治立场、政治态度、政治方向，也包括做人的基本道德，如诚实坦荡、不讲假话，正直善良、有同情心，不阿谀奉迎、不投机取巧、不嫉妒他人、不幸灾乐祸、不落井下石等等。在一些人看来，这些似乎是“小事”、“小节”，其实，恰恰这些“小事”、“小节”，暴露出一个人的内心世界。离开做人的基本品德去讲政治思想觉悟是靠不住的，甚至是难以检验的，这样做只会使政治思想的考察抽象、模糊，成为人人过关的例行公事，甚至给投机钻营者以可乘之机。试想，如果一个人缺乏做人的基本道德，心口不一、见风使舵、心术不正、弄虚作假、极端自私，那么他高喊的“保持一致”、“同心同德”、“坚持原则”、“践行宗旨”，又有多少含金量呢？

坚持党的领导与发扬民主相结合，全方位、多角度地考察干部的“德”，防止失实失真。

知人才能善任，用人先要察人。在战争年代，残酷斗争和生与死的考验，促使革命者把自我牺牲作为自觉的道德践履，做不到这一点，就会淘汰出局，所以当时考察识别干部相对容易。与战争年代相比，在和平建设年代尤其是改革开放条件下，了解、识别干部是有相当难度的。要把握干部“德”的真实情况，防止失实失真，需要全方位、多角度地进行了解。许多单位已经创造了经验。如考察干部，除工作表现、工作业绩外，还要了解他对组织是否忠诚，包括重大事项报告、收入申报是否属实；干部在“八小时之外”的表现；了解干部对上与对下的态度是否存在巨大差异；了解干部经常与哪些人接触，是否热衷于编织“关系网”；了解干部在关键时刻的表现，面对“名、利、权、位”的态度，分析研究，可以对干部“德”的基本面做出比较准确的判断。需要强调的是，党的领导与发扬民主相结合、党组织了解与征询民意相结合，仍然是识别干部的科学方法。党管干部原则要求，党组织在了解考察干部方面发挥主导作用，然而，由于人的复杂性和考察者本身的局限性，仅仅组织考察还是不够的，所谓“听其言、观其行”，而干部的“言”和“行”都是多方面的，尤其是在干部的廉政表现、个人品德、社会交往方面，可能存在组织看不到的死角和盲点。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，恰恰可以弥补单纯组织考察的不足。征询民意也是一种群众监督。当然，群众意见可能众说纷纭，群众也会有情绪化因素和因信息不对称产生的误解，但总的来说，“干部的声名在民间”。考察干部应加包括民意反映的内容，特别是合理划定民主推荐、民意测评的范围。如果相当一部分群众和下级认为此人“人品坏”、“心术不正”、“不地道”时，就要高度慎重，对民意进行具体分析，再做进一步了解。总之，干部考察要在党的领导下贯彻群众路线，不唯书、不唯上、不唯我、也不简单唯下，要唯实，才能对干部作出准确评价。

（来源：中纪委监察部网站  作者：姚桓）